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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战丨《中国社会科学网》刊载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杨红运署名文章《社会治理共同意识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聚智凝力》
 
 


[新闻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阅读次数:992 发布时间:2020-06-11]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网》刊载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杨红运署名文章《社会治理共同意识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聚智凝力》。文章指出,培育社会治理共同体意识为我们理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保障机制和共同行动提供了一把“历史的望远镜”。文章深入阐释了培育社会治理共同体意识的“三个有助于”,暨有助于我们从整体和发展的视角来把握和理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战略目标;有助于我们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形成聚焦问题、化解矛盾的民主协商机制;有助于我们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激发社会活力、汇聚成共同行动。

全文转载如下:

【中国攻坚进行时】社会治理共同体意识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聚智凝力

杨红运

社会治理是社会建设的一项重大任务,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了“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概念,提出要“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这既是我们党对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和政治需求的有力回应,也是我们党长期以来对中国社会治理规律认识的升华。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也是我们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这是一项对中华民族、对人类都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伟业。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以及其他会议上多次强调,要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努力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确保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全面推进社会建设,既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组成部分,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推动力。因此,培育社会治理共同体意识为我们理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保障机制和共同行动提供了一把“历史的望远镜”。

培育社会治理共同体意识,有助于我们从整体和发展的视角来把握和理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战略目标。

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完整的有机体,社会结构各要素应处于协调、均衡和有序的发展状态,“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衡量一个人是否全面发展的重要尺度就是人的需求的丰富性及其满足程度。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化,中国共产党对“小康社会”和“社会治理”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动态的过程。在“小康社会”的内涵上,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邓小平在规划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蓝图时提出“小康社会”的战略构想,到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共产党逐渐形成了从“全面”、“协调”和“可持续性”等层面来认识其内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所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强调的不仅是‘小康’,而且更重要的也是更难做到的是‘全面’。‘小康’讲的是发展水平,‘全面’讲的是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在这里,“全面”不仅强调经济发展和财富积累,也强调必须满足人民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多个方面的需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概念的形成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战略布局从“三位一体”、“四位一体”拓展到了“五位一体”,将社会建设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还将社会事务治理的内涵从“社会管理”“社会管理格局”“社会管理体系”“社会治理制度”拓展为“社会治理共同体”,这不仅增加了社会治理的内容和分量,也凸显了解决“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等民生问题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从社会治理共同体角度意识出发,我们需要统筹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协调发展,努力通过有效的社会治理来促进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升级,逐渐形成对领导者和公共权力的有效监督,努力为文化繁荣和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土壤,推动环境友好的社会规范形成,从而更好地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培育社会治理共同体意识,有助于我们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形成聚焦问题、化解矛盾的民主协商机制。

根据唯物辩证法的观点,矛盾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在认识和解决实际问题时,要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在整体推进中实现重点突破。正如马克思所说,“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我们党提出的破解转型时期中国社会治理难题、促进社会有序和活力的利器。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社会结构急剧分化,既释放出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和能量,也带来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的多发和频发。根据有关研究表明,当前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着四个主要挑战:即物质财富迅速增长而社会领域进步不足,社会结构分化扩大而社会利益协调不足,社会力量日益成长而社会动力运用不足,社会空间日益扩展而社会管理支撑不足,这些问题迫切需要用共同体的力量来创新社会治理。因此,在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的“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基础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表述增加了“民主协商”和“科技支撑”,这就意味着社会治理过程中我们要尊重不同治理主体的差异化需求,并通过谈判、协商、交流甚至妥协等方式来取得共识,更好地解决基层社会事务。从社会治理共同体意识出发,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过程中,我们要立足于矛盾的化解和问题的解决,要把人民的关注点变成工作的着力点,要有“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的情怀,聚焦群众关心的住房、就业、教育、养老、食品安全、医疗卫生、环境污染等重大问题。脱贫攻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中之重,离不开对贫困户和贫困村的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离不开有效的社会治理,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快建立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对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以及因疫情或其他原因收入骤减或支出骤增户加强监测,提前采取针对性的帮扶措施,不能等他们返贫了再补救。”

培育社会治理共同体意识,有助于我们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激发社会活力、汇聚成共同行动。

马克思主义认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理论源于实践,且必须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既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筹于帷幄之中”的战略规划,也是党领导人民进行“决胜于千里之外”的伟大实践,其离不开全社会围绕这个目标而共同努力。然而,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是一个开放性、流动性、异质性的社会,个体的自主意识、权利意识和竞争意识日益增强的同时,也带来了浓厚的个人主义、过度的工具理性化以及人际关系的外在化和功利化,社会个体彼此不信任、不和谐的情绪增加,这又削弱了个体的公众参与和合作意识。因此,只有通过社会治理共同体,才能将原子化的个体重新组织起来,形成行动合力,实现社会有序运转。同时,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不仅强调党委、政府、社会、公民等多元治理主体的责任和角色,还强调“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将治理单元落实到“人人”;不仅提出了“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还强调“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把更多资源下沉到基层,更好提供精准化、精细化服务”,表明了社会治理共同体应为具体的、特殊的共同体(例如家庭组织、村和社区)。从社会治理共同体意识出发,在脱贫攻坚中,我们要努力使贫困群众从“客体”转变为“主体”,激活其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推进反贫困行动共同体的形成。为此,我们不仅要充分发挥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等多元力量,广泛进行调查研究和民主评议,了解贫困群众的实际需求和致贫原因,因地制宜制定符合当地情况的、让人民群众接受的合理的扶贫政策,确保各类扶贫资源的优化配置;还要鼓励和引导贫困群体参与扶贫决策和扶贫项目,加强对贫困群体进行就业培训、产业扶贫和文化扶贫,完善奖励和监督机制,使其树立自强意识,确保扶贫手段、目标、过程与结果相统一。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节点已迫在眉睫,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脱贫攻坚带来了新的挑战,剩余脱贫攻坚任务依然艰巨,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在此背景下,如何实现精准扶贫、以行动兑现对人民的庄严承诺,离不开我们在实践中对社会治理共同体意识的培育,离不开我们对利益格局失衡的关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营造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其中,确保每一个人能公平地享有发展权利、发展机会和发展成果,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

 (作者单位:天津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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