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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报》头版头条刊发采访我校李强教授等专家的文章《积极提升国际组织研究水平》
 
 


[新闻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阅读次数:940 发布时间:2020-03-26]
 
 

3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报头版头条刊发采访我校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李强教授等专家的文章《积极提升国际组织研究水平》。李强指出,国际组织研究的学科化应该具备三个条件,即拥有独立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具备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依托于独立建制的实体机构。李强认为,中国的国际组织研究被赋予三方面的重大使命:构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组织理论,丰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体系;维护和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兼顾全人类共同利益,致力于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治理体系。

全文转载如下:

积极提升国际组织研究水平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国际组织是重要的国际行为体,也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平台。如何提升国际组织研究水平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课题,需要中国的国际组织研究者贡献新的智慧。

国际组织研究百年历程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国际组织研究中心主任张海滨介绍,一般认为,1815年成立的莱茵河中央航运委员会是最早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组织研究最早源自欧洲,与近代国际法的发展关系密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组织研究在国际关系学科中备受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现实主义占据国际关系研究的主导地位,国际组织研究的地位呈现下降趋势,但其间新功能主义和全球主义的兴起是国际组织研究的亮点。冷战结束后,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国际组织研究获得了新的动力,国际组织研究呈现出定性与定量研究日益结合、国际组织研究与国际制度和国际秩序研究日益融合而不断泛化、国际非政府组织引人关注、多学科交叉研究不断发展等新特点。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朱杰进介绍,二战后初期,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等一批国际组织的诞生大大推动了国际组织的研究。这一时期,国际组织研究聚焦于联合国等正式国际组织,主要是对这些国际组织进行描述和比较,具有法律条文主义、整体结构主义和规范分析的特点,被称为“旧制度主义”,其相关研究成果包括1946年创刊的《国际组织》杂志早期成果。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际关系学科出现科学行为主义的方法论革命,很多学者主张对国际组织行为进行研究。不过,对欧洲一体化的研究是独立进行的。20世纪70年代,大量的国际关系事件发生在传统的国际组织之外,如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石油危机等。这一时期,国际组织研究开始超越描述性分析的层面,大量引进经济学、社会学和比较政治学的制度理论,并使用国际机制、国际制度概念,扩大了国际组织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国际组织研究进入新制度主义时期。进入21世纪,相关研究出现从国际制度研究向国际组织研究回归的趋势。

朱杰进认为,国际组织研究大量借鉴了经济学、社会学和比较政治学等社会科学的制度理论,形成了国际组织研究的三大新制度主义理论。一是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具体包括交易成本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信息经济学理论等。该理论主要用来解释国际组织的功能、类型选择及其成因。二是社会学制度主义,具体包括社会化理论、社会网络理论等。该理论擅长解释国际组织趋同的原因,以及国家在国际组织中的社会化过程。三是历史制度主义,具体包括关键节点理论、渐进制度变迁理论等,用以解释国际组织的形成与变迁。

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功能主义理论大行其道。朱杰进认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大量借鉴经济学理论,接受了经济人和市场行为的理论假定,对于国际组织中的利益冲突和权力关系有所忽视;社会学制度主义借鉴社会学理论,强调国际社会的共享观念对国际组织的塑造作用,忽视了国际组织中不同行为体的观念差异,以及不同观念之间的权力争夺。但是,国际组织研究并非只关注经济领域。张海滨认为,现实主义范式在研究国际组织时将议题作了高级政治和低级政治的区分,而功能主义将议题分为政治安全议题和功能性问题。

学科化发展迅速

当前,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在学科建制、理论发展等方面都处于显著上升阶段,这为国际组织研究的学科化带来了新的机遇。天津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李强认为,学科化应该具备三个条件,即拥有独立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具备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依托于独立建制的实体机构。

李强认为,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学科建制和理论发展都处于积极发展的上升态势,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独立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这是国际组织研究迎来新发展的整体学科背景。在人才培养体系方面,随着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程度的不断加深,很多大学结合自身优势和地域特色,先后成立了多个国际组织研究机构或者学院,如北京大学国际组织研究中心、广西大学中国—东盟研究院,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分别设立国际组织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外交学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和西安外国语大学等先后获批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本科专业,标志着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已经从之前的硕博培养层次拓展到本科培养层次,从而形成了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以上情况表明,国际组织研究学科化所必需的支撑基础已经初步形成。

张海滨介绍,一战后,随着国际联盟和联合国的实践,中国学者开始介入新兴的国际组织研究工作。改革开放后,北京大学、外交学院等高校的部分国际法、国际政治和世界史专业的学者开始研究国际组织。冷战结束后,伴随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快速发展,部分高校依托国际法、国际关系及世界史专业开设了国际组织研究课程。进入21世纪,开设国际组织研究课程的高校数目急剧增加。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设立国际组织人才培养项目的高校有40多所,开设国际组织研究课程的高校有60多所。同时,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拓展国际组织研究课程,也是近年来中国高校国际组织研究课程建设的一个崭新尝试。

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李强认为,为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需要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进程。中国的国际组织研究被赋予三方面的重大使命:构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组织理论,丰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体系;维护和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兼顾全人类共同利益,致力于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治理体系。

张海滨认为,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处在十字路口,国际博弈和竞争空前激烈。因此,中国在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与国际规则制定权问题引发关注,国际组织研究肩负重要使命。为此,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围绕中国深度参与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面临的重大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具体而言,第一,要加强对当代国际组织理论的研究,为我国参与国际组织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第二,要加强对不同国际组织之间、不同国家对国际组织的政策之间的比较研究,为我国有效参与国际组织提供切实可行的政策咨询建议。第三,要加强对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和输送机制的研究,为我国参与国际组织提供人才支撑。

朱杰进认为,自1971年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来,中国日益重视与国际接轨,表现在中国与国际组织的关系上就是要融入和适应国际组织,其高潮就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以来,中国为全球治理所贡献的中国智慧举世瞩目。在新的发展阶段,伴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我国学界提升国际组织研究水平责无旁贷。

记者 张君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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