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9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第6版刊发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天津外国语大学基地研究员，我校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李强教授文章《气候治理亟需全球协调行动》。文章指出，当前因为极端天气事件以及由此导致的灾害事件已经严重威胁到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然而全球气候治理正面临严峻挑战。文章强调，应对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的事业，没有任何国家可以置身事外。

人民日报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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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治理亟需全球协调行动

  近日，世界气象组织发布《2022年全球气候状况报告》警告，温室气体已达创纪录的高水平，干旱、洪水、高温等极端天气事件以及由此导致的灾害事件已经严重威胁到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灾害事件的规模和强度正在显著增加。据联合国2022年4月26日发布的《减少灾害风险全球评估报告2022》预测，在气候变化和人类行为等因素影响下，全球灾害数量将迅速攀升至2030年平均每天发生1.5次，即从2015年的400次增至2030年的560次。

  灾害事件已成为贫困的重大诱因。灾害严重影响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更加重了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据统计，在2012年至2022年间，全球灾害造成的年均损失高达1700亿美元，发展中国家蒙受的经济损失已达其国民生产总值的1%。按照最乐观和最悲观的估计，到2030年，因气候变化而生活在贫困状态中的人口将分别为3760万人和1.007亿人。

  灾害事件正在加剧气候健康风险。2022年10月30日发布的《2022柳叶刀人群健康与气候变化倒计时报告》指出，气候健康风险增长迅速，气候变化导致的全球健康损害正在不断恶化。联合国已经将气候变化列为影响人类健康的最大单一因素。

  各国共同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唯一正确选择。然而，全球气候治理当前正面临严峻挑战。

  气候议题在国际议程中的优先地位有所下降。各国因地理位置、自然禀赋、发展程度等方面差异而形成的气候利益差异，在地缘冲突、新冠疫情、经济低迷、能源危机、粮食危机等多重危机影响下变得更加复杂。发达国家普遍出现的政治意愿降低与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迫切要求共同导致气候议题在国际议程中地位有所下降。

  气候公平与正义难以充分彰显。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是确保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的根本前提。但发达国家能否恪守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能否率先进行温室气体强制减排、何时兑现每年1000亿美元的气候援助承诺、如何承担损失和损害基金义务等一系列问题，已成为全球气候治理进程能否体现气候公平与正义的关键。

  全球气候治理“碎片化”趋势增强。全球气候治理“碎片化”一方面体现为气候集团（阵营）增多，气候立场相近国家会形成更多的联盟，导致气候谈判议价成本增加；另一方面则表现为以联合国为主导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和众多双边、多边气候治理体系并存，或将导致全球气候治理的领导赤字增加。

  英国气象办公室近日表示，2023年有可能成为人类历史上最热的年份，而2024年全球升温可能将首次突破《巴黎协定》设定的“升温不超过1.5℃”的警戒线。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人类必须立刻采取切实行动，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危机。

  应对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的事业。气候变化是典型的全球公共问题，没有任何国家可以置身事外。面对气候变化的致命威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出警告：“合作或灭亡，人类仅有一个选择”。

  2015年的《巴黎协定》是人类历史上首次达成覆盖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全球减排协议，对长期目标、国家自主贡献、减缓、适应、损失和损害、资金、技术、能力建设、透明度、全球盘点等作出了明确规定。世界各国只有立刻携手推动全面落实《巴黎协定》，才能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

  （作者系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天津外国语大学基地研究员，天津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